紐約的唐人街,這裡成為不少亭江鎮偷渡者實現“美國夢”的地方。
  記者_郭麗萍 實習記者_李純 洪露茜 福州、紐約報道
  “我已經‘ 叛國’ 了。”36歲的鄭廷同一字一頓,將這句話重覆了兩遍。身材微胖的他,身家不菲,是三個美國小公民的父親。
  21年前,年僅15歲的鄭廷同匯入當年福建沿海的偷渡潮,從“蛇頭之母”鄭翠萍的家鄉亭江鎮啟程,漂洋過海追尋“美國夢”。
  最近幾年,已經是美國公民的鄭廷同,每年要從美國繁忙的生意中抽出時間,回到當初的鄉村“放空”一陣。
  人往高處走。像鄭廷同一樣,數以萬計精明的亭江移民,這些年在國內與國外之間來來去去,腳步沒有停止,就像不曾靜止的時代。
  華僑還願
  午後的風徐徐穿過盛美村,太陽將水泥路兩旁的桂花樹拉出兩排整齊的陰影。鄭廷同與家人坐在門前的石凳上,用福州話閑聊著,享受著這個閩江口邊小鄉村的寧靜。
  他們都是華僑,剛從美國回來,打算在村裡獃上兩個多月—這是每年一次的“度假”。在美國,他們可沒有這樣的閑情逸致。如今鄭廷同在美國經營6家餐館,每天工作時間在12個小時以上。他喜歡這裡的閑適、安靜,不像在美國,每天就是工作、工作、工作。
  鄭廷同一家人所在的盛美村,村裡大部分樓房和設施都是移民者的傑作。乾凈平整的水泥村道,氣派的敬老院、門庭,鱗次櫛比的獨院洋房,都是用美金建起來的。在整個有著“僑鄉”之稱的福州亭江鎮,95%以上的家庭都有人在美國,盛美村也不例外。現在多數時候,村裡已經看不到多少人了。最先偷渡出去的人,在拿到綠卡或公民身份之後,陸陸續續把留守的家人也接了出去。村裡最新、最豪華的四層洋房卻常年沒人住。鄭廷同說:“這家人的三個兒子都在美國。”只有清明節、春節的時候,回鄉的人多了,村子才被填充進熱鬧的煙火氣。
  鄭廷同這個移民家族足夠幸運。在20多年的打拼之後,美國給了他們豐厚的財富回報—這也是他們當初越洋偷渡的主要動力。
  6月11日,鄭廷同家裡持續三天半的還願落幕。還願的項目包括祭祀、吃素、佈施,他們還特地請了馬尾區的一個木偶團到村裡的劇院表演。
  這天傍晚6點,最後一場佈施。600多人從四面八方匯聚到這個小村裡,他們多是外地民工家庭的老人和孩子。為了避免有人鑽空子多領,這些人被集中在劇院前面的空地上,幾個小門都上了鎖,只留一個大門。鄭廷同派出了幾個堂兄弟、表兄弟一起維持秩序。
  這些人迫切地從門裡擠出來,挨個從東道主手裡領走一份用一次性餐盒裝好的白米飯,和一張5元人民幣。
  在這些民工群之間,鄭廷同的父親鄭美佑身著拉夫·勞倫Polo衫,腰系愛馬仕皮帶,手上戴著勞力士手錶,頗具辨識度。一位等候多時的老母親將殘疾的女兒帶到他跟前。鄭美佑抽出兜里的零錢塞到她手裡,並強調是給她女兒的。老母親屈身向他鞠了幾個躬。
  三天半的還願花費不菲。村裡的一位老人伸出兩個手指:20萬人民幣。其中僅7次佈施分出去的現金就兩萬。
  不過比起鄭廷同爺爺奶奶喪禮100萬人民幣的開銷,這是小巫見大巫。那次的場面更壯觀,在村裡有著數百年樹齡的老榕樹下,鄭家撒起了現金—都是面值50和100美元的美金,那天等著領錢的人更多。
  像鄭廷同這樣早年出去的華僑家庭,通過多年打拼累積了充裕的財富之後,並不吝於回到村莊用財富置換舒適的生活環境,以及名聲和威望。村裡要籌備公共基礎建設,華僑們也大多積極響應,從美國寄來美金。在整個亭江鎮,水泥公路、敬老院、豪華門庭幾乎是每個村的標配。
  團結齊心,這是讓盛美村人頗引以為豪的地方。在小小的盛美村,還擁有鎮里最好的公共宴會廳和劇院。與之配套的,是各種碑誌,上面刻著每一個捐贈者的姓名,和他們捐的美金數額。僅盛美村供奉齊天大聖的“齊天府”,分別在1987年和2006年擴建過兩次,華僑總共捐了近300萬。
  每年農曆9月村裡舉辦太平普度,身處美國的華僑會一起捐錢,在村裡的餐廳里連辦7天的酒席,耗資80萬人民幣。
  “偷渡是大勢所趨”
  現在,華僑身上的財富光芒,對於外地民工的吸引力,就像上個世紀,海外對華僑本身的吸引力一般。
  盛美村的海外移民史,可以追溯到鄭翠萍的爺爺輩,甚至更早。那時候中國人在海外的地位低,最先開始下南洋到新加坡、香港各地謀生的,是村裡境況最難的人。
  到上世紀50年代,村裡最先出國的這批人不僅寄來了錢,還帶回了一些更文明的生活方式。盛美村的衛生打掃得乾乾凈凈,還率先建了公共廁所。村裡的牛欄、豬圈被統一遷到了河對岸的山上。
  這讓村裡人大開了眼界。改革開放之後,位於沿海地區的亭江鎮雖然在經濟上比內地其他地方稍好,但當地人也更真切地感受到中國與海外的差距。
  盛美村的人出去得更早。因為有“蛇頭之母”、“偷渡皇后”之稱的鄭翠萍,正是出生在此地。在上世紀80~90年代的偷渡高峰期里,村裡偷渡出去的人,有90%以上的人是通過鄭翠萍及其弟弟鄭美揚龐大、錯雜的網絡,這其中包括鄭廷同的父親和三個堂哥。
  鄭廷同的堂哥鄭廷武在出國前,從事的是建築工,每個月掙700多人民幣。“村子就這麼大,田就這麼多,山也就這麼多,那時也沒多少工廠,不出國的話,只能像現在的民工一樣,出去外面打工。”他說。而此時,美國餐館一個小工的月薪已經達到1000多美元,按那時的匯率,是國內收入的十倍以上。
  偷渡被認為是不得已的選擇。1991年,通過鄭翠萍、鄭美揚姐弟為他辦的中美洲國家伯利茲的簽證,鄭廷武從北京飛到伯利茲。同行的10個人坐獨木船漂過小溪,“像游擊隊一樣”在夜間穿越墨西哥的原始森林,最後躲在汽車後尾箱里進入美國,與比他更早偷渡出去的哥哥、弟弟碰了頭。
  1993年,父親、堂哥都在國外的鄭廷同在上海坐上了開往美國的大船,年僅15歲。在海上顛簸的那一個月,被現在的他輕描淡寫地形容為像“坐游輪度假”:不僅有人送飯吃,還可以跟其他人打打牌,或者在天氣好的時候,在公海釣釣魚。
  因為有很多親戚先他之前到達美國,鄭廷武的起步並不算艱難。在紐約的餐館打工3年後,他便在芝加哥開了自己的餐館。
  這幾乎是多數福建移民家庭的發家路線:第一代移民在美國餐館打工,給家裡寄錢的同時,還清偷渡的錢,然後攢錢開餐館、在老家蓋座漂亮的房子。拿到綠卡後,申請將家人接到美國,繼而第二代移民子承父業,第三代移民在美國出生,接受美國的教育,脫身成為普通美國公民中的一員。包括華人世界一位重要的蛇頭、如今亭江當地人眼中殷實但低調的“老闆”鄭美揚,也從為白人餐館洗盤子起家,與美國其他最底層的窮人一起擠過緊張的鋪位。鄭美揚指著盛美村家家門口不到一米寬的石凳,說當時的床位還沒這寬。每天工作10個小時,逢周五、周六再加班兩個小時,每個月薪水750美元。直到連攢帶借湊了四五萬美金,開起自己的小餐館。
  通過鄭翠萍、鄭美揚帶出去的人,都對這姐弟倆感恩戴德。鄭美揚在村裡威望很高,村裡的水泥路、敬老院、茶館、齊天府,多是他牽頭籌建。
  鄭廷武對鄭翠萍的評價頗高:“沒有萍姐,就沒有現在的福州和紐約。”甚至在提到去世的萍姐時當即紅了眼眶,避到一旁的巷子里平復情緒。他認為外界過分渲染了偷渡的危險,至少從盛美村由“萍姐”帶出去的人沒有出過事。鄭廷武記得,同行的一批10個人里,還有一位17歲左右的女孩,從北京出發一個月之後,他們都安全抵達了美國。
  肯努力都會出頭—這是亭江鎮偷渡出去的人的“美國夢”。在多數縣城還沒有銀行的時候,亭江鎮已經早早地有了兩家“中國銀行”。在上世紀偷渡高峰期,美國正需要大量勞力,只要不觸犯法律,非法移民被遣返只是少數。美國在1986年實行移民改革,有條件地大赦了300萬非法移民,使得一些偷渡的亭江人提前拿到了合法身份,他們把家人接到了美國。
  鄭翠萍、鄭美揚姐弟的偷渡網絡以幾何倍數擴張。從最早帶出去的5個親戚起,一傳十,十傳百,越來越多的人找上門來。據鄭美揚回憶,最多的時候,一輛大巴開到村裡,一次性將40多人送去深圳,從香港飛南美。
  現任亭江歸國華僑聯合會主任的楊享齊,當年在政府負責反偷私渡工作的時候,對偷渡也只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偷渡是大勢所趨”。
  艱難的旅程
  並不是所有偷渡客都如鄭廷同的家族這般幸運。偷渡的長途,引向的不一定是他們夢寐以求的“金山”,也可能是牢獄、迷失、絕望,甚至死亡。但這熄滅不了淘金者的夢與熱情,一批批依然前仆後繼。
  東街村的老黑,皮膚黝黑,穿著藍色工裝,兩年前剛剛從美國回來。1991年,他二十多歲,從福建坐船經墨西哥去美國,妻兒留在家裡。
  偷渡的過程是灰暗的。在持續三個月的航行中,兩百多人同住在一個船艙內,每天最多的事情就是睡覺。剛開始的兩三天,海浪拍打船身引起的每一次顛簸對於這些剛剛上船的人來說都是非常痛苦的經歷。即便像老黑那樣強壯的年輕男人,也止不住嘔吐。除了日常的飲水,沒有足夠的淡水擦洗身體,老黑在上船之前買了一打內褲,穿臟了就丟掉。
  由於男女混住在一條船上,女性往往會選擇和其他男性發生性關係,以換得男性的保護。抵達墨西哥的時候,保護的重要性便顯現出來了。沒有男性的保護,地頭蛇會隨意侵犯偷渡的女人,甚至把她們打死。
  下了船以後,兩百多號人就分成幾組,每組十多個人,由一個地頭蛇看著。老黑和同鄉們住進了地頭蛇的家裡,等待蛇頭的安排。
  從墨西哥到達美國後,老黑們需要付給蛇頭3萬美元,同時也有些人拿不出錢來。拿不出錢的偷渡客只好獃在蛇頭的店里打工。
  多數移民家庭,在外人的眼裡,看得見的是財富,看不見的是家人分隔兩個大陸、常年不得相聚的心酸,就像62歲的陳周釵在提及兒子時,眼裡來不及隱藏的悲傷。他已經23年沒見過兒子了。
  1995年,那時候,亭江有條件的人都往國外跑。被關在洛杉磯監獄里已兩年多的陳周釵,思家心切,申請回國。他很果斷地說:不想出去了,抓過一次怕了。在外面太久了,想家人想回家。
  1991年,他離開東街村的家,從雲南進入緬甸,然後輾轉至曼谷,併在1993年搭上了蛇頭安排的貨船“金色冒險號”。偷渡不僅沒有實現他懷揣的“美國夢”,而是把他投進了監獄。四個多月的航行之後,快抵達時,預先說好的小船沒有來接應。海岸就在眼前,陳周釵與其他乘客紛紛跳進冰冷的大西洋,試圖完成最後的登陸。但陳周釵被海岸警察截住,另外有10名急切的偷渡者甚至還沒來得及看清楚晨曦里的美國,便溺水而死。
  陳周釵回到家裡時,19歲的兒子已經偷渡至美國一個星期。因為兒子至今未拿到身份,何時能回來探親,還是未知數。
  因為在美國有案底,鄭翠萍的弟弟鄭美揚在1998年回大陸後沒再踏進美國,而家人留在彼岸。大部分時間,已經當爺爺的他一個人生活在盛美村裝修奢華的大房子里。鄭美揚的生活很簡單。他喜歡吃魚,多數時間里,他自己下廚,煎一條魚,炒一個菜,一個人吃飯,“太冷清,也沒辦法”。
  在父親鄭濟良生前,有十幾年的時間,鄭美揚與他多次擦肩而過。在多年後,他忍不住感嘆:“沒意思,一輩子沒跟父親在一起多少時間。”鄭美揚與家人移居香港時,鄭濟良已經去了美國。鄭美揚1977年偷渡美國時,他父親的非法身份暴露,恰被遣返。鄭美揚從香港飛美國,他的父親從美國飛出來。1998年,鄭美揚回國,父親去了美國。父親臨終前,鄭美揚恰在海南等著登機,沒有接到電話。而他的爺爺很早下南洋去新加坡,現在連墳墓都沒有找到。
  鄭美揚說:“為了生活,沒什麼值不值。”
  1993年,盛美村隔壁的東街村村民老楊,在蟄伏多年後終於得以偷渡到了大洋彼岸。但此後八年多在美國中餐館的打工生活,遠不像老楊原先設想的那般光鮮。上世紀90年代,各地越來越多的移民涌入美國,不僅餐館的月薪從原來的1000多美元,降到700~800美元,連餐館的工作都難找了,在美國沒有親戚的人運氣差的還得去工作介紹所。
  “一個月800美金,非常辛苦。在美國連家都沒有,忙著賺錢還債,還要負擔家庭。”
  2001年,老楊的兒子也偷渡去了美國,如今,孫子已在美國出生。“我和兒子為他打拼。”老楊希望孫子讀書接受教育,做美國人的工作,而不是在餐館打工。
  來來去去
  這次回國,鄭廷同請了幾位四川工人,重新給院子裝上了鋁合金欄桿。鄭廷同雖然陶醉於這個村子的寧靜,但家人、孩子、生意都在美國,似乎已經回不來了。
  鄭廷同整個家族從他孩子這一代都在美國,他的父親鄭美佑不會英語,如果餐館里有老外,他就叫來兒子。而鄭廷同的三個孩子都在美國出生,都是美國公民,最大的已經12歲。兩個已經在美國上小學的孩子,他們最近剛剛放假回國,他們能說三種語言:普通話、福州話,和流利的美式英語。將來,這些ABC(American-born Chinese)很可能脫離祖輩、父輩的發家軌跡,成為美國的白領一族。
  “生活還是這邊好,但沒辦法,兒子、孫子都在外面。”鄭廷武說。盛美村的大部分人依然選擇在國外做生意,除了家人原因,國外貸款更容易,貸款買個房子,放租出去,若干年後房子就是自己的了,而國內貸款利息太高。但同時他發愁的是,在美國經營中餐館,打工仔已經越來越難找了,早期出去的人在有了本錢後,多自立門戶,而現在出去的年輕人都不肯吃苦,不願意做餐館的活。
  最多的時候,盛美村曾有1000多人,但是現在村裡常住的本地人,僅兩位數。鄭美揚指著自己家那排房子說,那是盛美最老的一條街,但如今包括他在內,只住5個本村的人,其中兩個還是80多歲的老人。
  亭江鎮曾有“寡婦村”之稱。在移民期之初,青壯男勞力漂洋過海,留下妻子留守在家。此後,偷渡出去的人拿到身份之後,將妻子接到美國,生下的孩子送回國內讓老人帶,到上學年齡後再接回美國上學。有一段時期,亭江鎮像現在多數農村一樣,只剩下留守的老人和孩子。但現在連孩子也少見了。腿腳利索、還能走得動的老人,也都由子女接出國了。
  往日盛行的偷渡之風,近年已經退了溫。辦護照、簽證已經不像往日難如登天。不過這也使得亭江鎮另一個產業保持了長青:出國業務。在亭江鎮,寫著“國內外機票、國內旅游、出境旅游、各國簽證填表”這些經營範圍店面並不少見。
  不過,也有華僑嗅到了國內今年的發展趨勢,回國投資辦工廠、做生意。“有的人想回來,有的人不想回來,各有各的理念。”楊享齊說。這位福州開發區外僑辦的負責人才接手三個多月,就已經接待了三四百個想重新上戶口的華僑。在上世紀,公安機關曾註銷了某個時期偷渡者的戶口,如今中央開了口子解決這個問題,鼓勵華僑回國消費、投資。
  鄭廷同那座年歲頗大的老房子,租給了在附近工廠里上班的四川民工。越來多的本村人的房子,大多是租給了說著安徽話、四川話的民工。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率先改革開放的沿海地區吸引了內地的民工。亭江當地勞力外流與外匯流入相接,中國大陸內地不發達地區的民工,便由西向東、自北向南,到達亭江做建築工或踩人力三輪車,或進入工廠打工。
  現在的多數時候,盛美這個因移民而興、又因移民而默的村子,本地人還不如房子多。最近短短的時間里,村裡又有6位80多歲的老人相繼去世。有些院子里的雜草甚至已經齊腰。那些漂亮、豪華得可以稱得上別墅的洋房,鐵門緊鎖,常年沉寂得像死去了一般。
  “5年後,村裡可能就沒有本地人了。等我死了,我兒子就不會回來了。”鄭美揚說。
  (文中部分受訪者為化名)  (原標題:“中國第一偷渡村”進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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